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

文/崔永红

一、明代以前的茶马互市概况

茶马互市就是茶叶与马匹直接交换，不经过钱币作为中介的一种物物交易形式。历史上茶马互市发生在我国西部，主要在汉、藏两族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起源于唐代，彰大于宋代，鼎盛于明及清前期，延续千余年，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延续千余年的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史书记载，我国历史上对茶叶实行征税、管制、专卖措施始于唐朝，尤其晚唐时茶马互市渐渐增多。不过，真正较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开始于北宋时期。北宋朝廷因为常常与辽、西夏发生战事，战马消耗多、需求量大，而中原本土又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便把获取马的希望寄托在西北地区的吐蕃（藏族先民）上。

世居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主要经营畜牧业，习惯于食用热量高的肉制品、乳制品，这就需要便利消化的饮料。茶叶具有化腻、消食、提神等功能，深受藏族同胞的喜爱。一旦饮用，就离不开它。天长日久，茶叶渐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但藏族聚居区不产茶，他们获取茶叶只能仰仗内地供给。于是，茶马市易、互通有无，就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吐蕃部共同的需求和愿望。

北宋时，安多地区的吐蕃人联合起来，在青唐城（今西宁市）建立了唃厮啰政权，也叫青唐政权。唃厮啰政权与宋朝长期维持茶马互市关系。宋神宗时，熙河路（衙署在今甘肃临洮）每年通过交易可获得马匹1.5万匹，到哲宗时，增至2万匹，差不多是宋初从全国得到马匹总数的4倍。而熙河路交易的马源以唃厮啰政权所辖各部为主。这一时期宋朝每年运往熙河的茶叶约是4万驮。宋代茶马互市的规模扩大，政策和措施也进一步完善。政府有掌管茶叶专卖与买马事宜的机构——“茶马司”。商人交纳茶价和税款后就可以领到政府发的凭证——“茶引”，凭“引”卖茶。南宋时期，今青海玉树地区的吐蕃部落（当时称“卢甘蕃”）珠氏家族与巴绒噶举派僧人勒巴噶布共同归附了南宋，青南地区吐蕃部落在设于黎、文、阶等州的市场上与南宋继续开展茶马市易。

元朝马匹充足，不必用茶去换，但茶叶仍由国家专卖。

二、明代茶马互市的具体举措

明朝出于边防需求，每年需要得到大批良马武装军队。而辖境内产马不多，藏族嗜茶习惯更有发展，“不得茶则困以病”，所以茶马互市的基础更为牢固。明代与茶马贸易配套的管理机构更为庞大，如产茶地方有茶课司、茶仓，茶叶运输由茶运司管，卫所官军有巡视保卫之责。明洪武年间，先后在秦州（治所今甘肃省天水市）、洮州（治所今甘肃省临潭县）、河州（治所今甘肃省临夏市）、甘州（治所今甘肃省张掖市）、庄浪（在今甘肃省永登县）设立了茶马司，具体掌管茶叶的运输、收贮和易换马匹事宜。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撤销秦州茶马司，改设西宁茶马司。西宁茶马司的办事机构在西宁卫城的北大街，具体纳马地点在镇海堡（今湟中县多巴镇通海村）。

明朝允许商人凭茶引到产茶地方买茶，在“腹里”即中原及江南各地销售营利，但严禁私人到甘青少数民族地区销售茶叶，对违反者从重治罪，直至处以死刑。当时从四川、陕西汉中等地把茶叶运到河州、西宁等茶马司是很不容易的，一是路途遥远，二是崇山峻岭多，路况不好，所以茶叶运输成本很高。往西北边地运茶是官府的专利，但官方运力有限，所运的茶常常不敷换马所需。宣德末年（公元1430～1435年）曾试行招商运茶支盐引的办法，私人如能将茶运到西北边地，可以得到一定量营销食盐的凭证。商人为图营销食盐的丰厚利润，愿意运茶的很多。这样一来，茶叶运输难的问题立马解决了，但同时却出现了私茶买卖难禁的弊端，于是又恢复官运如故。到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各茶马司所存茶叶过少，不够换马所需，朝廷不得已再次实行“招商中茶”的办法。但违禁私贩茶叶的情况更盛，商人自恃有执照文凭，大贩私茶，官府很难查办，朝廷每年所得马匹反而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十来年后，朝廷再次下令停止招商中茶。到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受官方运力小、马匹需求大的压力，招商中茶法第三次得以实行。当时规定，商人将茶运到边地后，一半留给官府用以易换马匹，一半允许商人在内地自由售卖（仍不许私茶出境）。另外，为了调动商人运茶的积极性，官府还支付给茶商一定量的茶叶作为“酬劳”（脚费）。史书称这部分茶叶为“附茶”。现在甘青地区民间还有“茯茶”的叫法，茯茶应该是由“附茶”演化来的。这些规定和做法基本上成了此后沿袭不改的定例。当时藏族不习惯用秤，茶叶计量多用“篦”为单位。篦就是包装茶叶的竹器，一篦茶的重量3～10斤不等，以7斤为多见。用篦包装，还有搬运方便等优点。正德年间茶商所得“附茶”是运茶总量的14%，后来又有调整，根据茶引的大小和售茶地区的不同，所纳税额及所得茯茶比率也有差别。

明时颁给必里卫的 “金牌”

明朝刚推行招商中茶制度时，对商人贩茶的数额、时间、地域范围都还可以控制，但后来随着官场腐败，官府失去对茶商的控制能力。官营茶马互市管理混乱，贪贿盛行，茶禁日弛，私茶泛滥，茶叶贸易的主动权和大部分利益被商人拿去。

明代的茶马互市并不是遵循平买平卖、随行就市的纯市场原则进行的，茶马之比价基本上由朝廷单方面决定，一般是马价偏贱，茶价偏贵。正是明朝廷贱马贵茶的政策直接导致私贩难禁。其最终的后果是茶法、马政、边防“俱坏矣”。

明代在以实行传统的茶马互市制为主的同时，还时断时续地实行过差发马制。后来实行过一个时期的“金牌纳马制”。“金牌”其实是铜铸的，分上、下两号，上号藏在内府，下号颁给各纳马部落作为信符。朝廷每三年派使臣征马一次，先比对金牌，上下号相合时方可交马给茶；如发现无金牌或牌号不符却来征马者，牧民有权不纳马，并可将行骗之人扭送官府治罪。明时颁给必里卫的一面黄色铜铸镏金“金牌”实物现存青海贵德县文化馆，长22厘米、宽8厘米、厚0.8厘米，正面有楷书“信符”二字，背后有篆文三行，上为“皇帝圣旨”，下左为“合当差发”，下右为“不信者斩”。据史书记载，当时给青海共颁金牌41面，其中西宁塞外四卫及西宁“十三番”共给牌16面，纳马3050匹。凡获得金牌的纳马部落，被明代称为“熟番”或“属番”，其中也包括被明代人视为“番族”的撒拉族、土族、撒里畏兀儿人（裕固族先民）等。

三、清代茶马互市的主要做法

清朝取代明朝以后，继续实行茶马互市。但废止了明代的金牌纳马制、勘合纳马制。顺治十年（公元1753年）规定，商人每运茶1000斤，一律给茶140斤作为脚费，即统一按14%的比率给以“附茶”。清朝茶马比价与明末接近。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规定，上马给茶12篦（120斤），中马给茶9篦（90斤），下马给茶7篦（70斤）。

清朝不像明朝那样把茶马互市看成“国之要政”，特别迫切指望用茶叶易换马匹。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曾一度下令停止以茶易马。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由于朝廷与新疆的准噶尔蒙古作战，需要马匹的数量突然猛增，一时难以凑齐，于是朝廷又下令西宁等5茶马司恢复以茶易马制。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新疆战事结束，“番民以中马为累”，请求中止以马易茶。于是朝廷再一次下令停止茶马互市，此后再没有恢复过。清朝中期以后，国力日渐强盛，周边少数民族宾服，战事少了，马匹的需求量下降了，加之幅员广大，马匹有稳定的来源，不必仰赖用茶叶去换，所以茶马互市的终结成了必然。

茶马古道行走图

丹噶尔茶马互市图

传统的茶马互市虽然停止了，但茶叶销售由官府控制、专营的体制并没有终结。原来的西宁、庄浪、河州等茶马司均变成了“茶司”， 中间少了一个“马”字，表示不再管易马之事了，但依然是清朝实行茶叶官卖的专门机构。乾隆中期，先后裁撤洮州茶司和河州茶司，剩下的西司、庄司（在今甘肃省永登县）、甘司（设在今兰州市），共经管茶引28 996道，其中西宁茶司额设茶引9712道，仍由商人纳税领引销茶。这时的茶叶均从湖南采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后期。西宁府丹噶尔厅（今西宁市湟源县）曾经是茶马互市的重要集散地。民国时，仍沿用商人纳税买茶票运销茶叶的做法。

四、茶马古道的具体线路

延续千余年的茶马互市形成了著名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把产茶地区与产马地区联系在一起的道路，中间以洮州（治所今甘肃省临潭县）、河州（治所今甘肃省临夏市）、甘州（治所今甘肃省张掖市）、庄浪（在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宁5个茶马司为贮存茶叶的重要节点。从产茶地区到茶马司一般均有比较完善的驿传设施，然而，从茶马司到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即产马地区一般则没有驿传设施。供应青海的茶叶主要集中收贮在西宁茶马司，洮州、河州、庄浪3个茶马司可能也有一些。

关于茶马古道的具体线路，甘肃、四川、云南、西藏等省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内容。从青海的角度看，总体上讲，茶马古道所行，实际上大多是历史上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老路线，即是将原来羌中道、吐谷浑道、青唐道等的线路略加变化后继续使用。

我国产茶的地方很多，其中收贮并供应青海少数民族的茶叶的产地比较有限，据史料记载，主要有3处，即陕西（主要是汉中）、四川、湖南，那么，把茶叶运往青海或邻近青海地区的茶马司之茶马古道相应地也就主要有3条。下面逐一作简单介绍。

1.汉中—西宁线。史料记载：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奏准陕西汉中府将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民，茶十株官取一分；民所收茶，官给价买；无主者，令官军薅培，及时采取，官取八分、军收二分。每五十斤为一包，令有司收贮，与西番易马” 。由此可知，陕西汉中是当时重要的产茶地区。从汉中出发往青海走，西北行，先在明清略阳县（今陕西省略阳县）过秦岭，来到今甘肃省徽县。史料记载：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徽州即今甘肃省徽县。既然明清时期徽州有茶引所，又与汉中毗邻，无疑它是茶马古道汉中—西宁线的必经之地。从徽县继续西北行，大体取道今甘肃省的西和县、成县、礼县，来到巩昌府（治今甘肃省陇西县）。元代曾经“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可见巩昌是元明清时期很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从巩昌府大体可以分出3条路线：西偏南行，可去设在今甘肃临潭县的洮州茶马司；西偏北行，经过今渭源县，可到达明清临洮府（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继续西行，可去设在今甘肃省临夏市的河州茶马司；北偏西行，经过今甘肃定西市、兰州市，可去设在今甘肃省永登县的庄浪茶马司。

从河州茶马司去西宁茶马司，有驿道可用。前文提到，明初归德至河州设有7个驿站（三岔、讨来、边多、保安、清水、长宁、银川），但时通时废。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正式设立了由循化厅管的4处新的驿站，它们是：循化厅本城驿、立轮驿（距上驿50里，在今循化县东南白庄乡）、盘坡根驿（距上驿50里，在今循化县道帏乡张沙村）、韩家集驿（距上驿50里，在今甘肃省临夏县）。新驿道的开辟使河州到循化的行程有所缩短。另外，清代先后在循化厅与巴燕戎格厅（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的适中之处增设了巴燕戎在城驿、拉扎山根驿（约在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乡公使家村）。

从庄浪茶马司到西宁茶马司也有驿道，西行过河桥驿后，在西宁卫辖区经过冰沟驿（今乐都区老鸦镇东北四十里处冰沟）、嘉顺驿（今乐都区碾伯镇）、平戎驿（今平安区平安镇）就可到达西宁。

2.成都—西宁线。据史料记载，元代曾经“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明“洪武初……先期于四川征茶一百万斤，官军转运各茶司分贮给用”。“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以四川课茶改征折色，解苑马寺，易买中马。”由以上记载可知，四川成都是西宁等茶马司茶叶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从成都运茶到西宁的路线有好多条，汉魏时期的路线，特别是“吐谷浑道”的多条路线曾经十分繁盛，这时均可利用。不过，从明清时期的洮州、河州、庄浪等茶马司的位置推测，当时茶马古道很可能主要使用以下两条路线：一是北略偏东的路，途经阶州（治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二是取道松潘卫（今四川省松潘县）的路，基本上是正北方向。

阶州线大体是从成都出发，北行过今四川绵阳、广元，到今甘肃武都区。然后，西北行，途经今甘肃宕昌、岷县、卓尼，到达设在今甘肃省临潭县的洮州茶马司。其走向大体与今西（宁）成（都）铁路的一致。从洮州茶马司继续北行，可到达河州、西宁等茶马司。从阶州也可向北行，过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明代曾经在秦州设立过茶马司），再西行，过今定西市、兰州市，到达庄浪茶马司。

松潘线大体是从成都出发，北行过今四川省茂县，到达松潘卫，然后路过今甘肃省迭部、卓尼等县，到达设在今甘肃省临潭县的洮州茶马司。从洮州茶马司继续北行，可到达河州、西宁等茶马司。

3.湖南—西宁线。据史料记载，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巡茶御史禁中湖茶，以多假造。既而御史徐侨言汉中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防［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部议以汉茶为主，湖茶助之”。由此可知，湖南也是西宁等茶马司所需茶叶的重要来源地。明清时期从湖南到西宁等茶马司，一般要经过陕西布政司治所西安，其间有完善的驿传设施。从西安到洮州、河州、西宁等茶马司一般要经过秦州（治今甘肃省天水市）、巩昌（府治今甘肃省陇西县，清代曾经是甘肃布政司治所）。从巩昌到各茶马司的具体线路见前文所述，不再重复。

茶马古道示意图

以上3条线路只是从产茶地方到贮存茶叶的茶马司的运输线路，接下来，从茶马司到居住在各地的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部落民还有好多路要走，这些路也是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根据常理推想，少数民族部落民应该去距离最近的茶马司交马领茶。那么，居住在今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大多数藏族部落民，应该去设在今甘肃省临潭县的洮州茶马司交马领茶；居住在今黄南藏族自治州和部分居住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部落民应该去设在今甘肃省临夏市的河州茶马司交马领茶；居住在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其中的一部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各族部落民应该来设在今西宁市的茶马司交马领茶。历史上的羌中道、吐谷浑道等的大部分路线应该都得到了利用。譬如，分布在柴达木盆地的明代西宁塞外四卫的部落民，应该分别走柴达木南线或柴达木北线。其他以此类推，不再赘述。

摘自《丝绸之路青海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