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址金银滩

文/寒竹 李海娈

李竹林是见证金银滩草原前期勘探工作和后期221基地进入基础建设阶段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军人，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三师第九团的一名军人，这位经历过解放战争枪林弹雨洗礼的军人，却有着很强的亲和力。而更加让人敬佩的是，脱下军装的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往青海高原的列车，成为221“两弹”研制基地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采访李竹林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当时他已经是89岁高龄的鲐背老人，定居四川。作为221基地最初的参与者，李竹林为221基地的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老人虽然年岁已高，但是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李竹林曾是一名军人，所在的部队原本接到了支援朝鲜的命令，他也早已做好了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但由于朝鲜战争停战，中央军委将准备入朝参战的解放军8个师转入建设行列，统一归属中央政府建筑工程部领导。李竹林所在的师转为建三师，驻陕西华县。

1954年2月，李竹林作为英模代表，参加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的由转入建筑行列的8个师领导及英模参加的代表大会。“我至今都记得朱德总司令接见我们全体代表时讲的几句话：‘你们不但会打仗，还要会建设，我们过去打仗就是为了今天的建设。’”李竹林说道。

李竹林所在的部队是一支能吃苦、能战斗的英雄部队，然而将这样一支部队转成工程兵，却令他们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建筑工程需要技术，为了尽快适应这个变化，借调从上海来陕西咸阳帮助其他厂修建工程的建筑技术工人，并作为指导师傅分到各个连队手把手教战士们学习建筑技术，包括木工放样、瓦工砌墙，等等。经过半年的学习，建三师全体官兵的业务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

“为了真正学到建筑技术，不辜负朱德总司令对我们所说的话，各个连、班都相互比赛，暗中较劲，就是不想落在后面。半年以后，我们被派到西安郊区的边家村，参与施工修建一幢办公大楼和大食堂，大楼六个月后便交付使用，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我们建三师从西安换防兰州，参与国家‘一五’计划工程建设。其中，有不少属于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包括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电厂及一系列配套工程。”李竹林老人满怀激情地说道。

在李竹林老人的眼里，生活的艰苦不算什么，在马路晴天“扬灰”、雨天成泥，电力、交通等市政建设非常落后的年代里，必须以一名战士的状态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对他们来说，建设工地同样是战场，要打赢这场仗，必须要转变思想，把瓦刀当武器。

1955年初，中央军委命令，从5月1日起，建三师全体官兵就地转业，师部直接转为中央建工部建筑工程局。

命令像阴霾一样在建三师蔓延，这意味着让他们无比骄傲的军人身份要从此退出他们的生命舞台。军令如山。这项命令对于这些上过战场与敌拼杀过的血性汉子来说，无疑也是必须承受的。一些牢骚、埋怨在建三师的营地中开始出现。为此，总公司决定将原八团团长刘志民、九团团政委张有才、李竹林、阎振玉等调回总公司组成军工处，集中解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大家的躁动情绪逐渐缓解。一年后，九团与民营工程五处联合组成了总公司下属的三公司。

从军人到建筑工人的转换，李竹林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建筑公司领导。面对新的身份，他有着新的理解：“我为自己是一名军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建三师的战士们曾经也为解放全中国抛头颅、洒热血，那是何等豪壮。就地转业的命令太突然，大家的心理上自然无法承受，但后来我们都想明白了，新中国不需要战争，需要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更需要去建设新中国的人，而我们就得转变观念，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

1958年9月的一个夜晚，李竹林、刘志民和测量技术员杨树林被秘密召集去开会。在会议室里，他们见到了三位陌生人。

让李竹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突然召集的秘密会议，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完秘密会议后回到宿舍的李竹林，并没有想很多，身份的转换也没有改变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而把第二天所要执行的这项特殊任务，当成是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

翌日清晨，天麻麻亮的时候，李竹林、刘志民和杨树林起身乘车前往兰州机场，乘坐小型飞机直飞西宁。赶到青海宾馆的时候，已经有三个人在等着他们。其中一位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军装，戴着一副方框眼镜，显得儒雅而亲切。见到李竹林他们，那三个人便热情地和他们握手打招呼：“我们一直在等你们，虽然时间还早，但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还是立刻赶路要紧。”说完话，几个人没耽误一分钟时间，便乘车朝着青海湖方向驶去。

行驶在颠簸的沙土路上，李竹林的思绪也和颠簸的路一样上下起伏。他知道，兰州到西宁也就近三百公里的路程，却要乘坐小型飞机，可见时间的紧迫性和任务的重要性，但不明确的任务又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两个多小时后，车辆穿过了一条很长的峡谷，草原渐渐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李竹林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九月的草原，开始渐渐泛黄的草色、四周环绕的群山、蓝蓝的天空与穿过草原的河流生成了一幅绝美的草原秋色图。但几个人却无心观赏草原的秋景，驱车跑了整整一天，在草原上勘察地形。李竹林不知道带队的领导叫什么，只是带着他们认真勘察地形，从这个山包到那个山包，从这片草地到那片草地，不放过草原上的每个细节，为下一步建设提供资料。草原将来的蓝图似乎已经在这位带队领导的眼前生成。

勘察结束后，测量技术员杨树林留在了草原，住在当时草原上唯一能待的麻匹寺，给后续到来的人员做向导。而李竹林和刘志民经西宁返回兰州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的二机部九局接受新的任务。让李竹林没想到的是，他在北京再一次见到了一起勘察草原地形的带队领导，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儒雅、热情的领导就是曾经请缨出征、进军西藏打先锋的李觉将军。

九局领导命令李竹林返回兰州以后立即筹建第三建筑公司，尽快前往青海建设221基地（对外称“国营综合机械厂”），全面配合党中央决定加快我国核武器研制，在大西北建设221等核工业基地的决策，并在建三师组成的兰州市工程局下属公司中挑选政审合格、技术和身体都过硬的人员参与221基地的建设，让他们做好去青海的准备，等待命令，随时出发。

回到兰州的李竹林和刘志民在接受这项艰巨任务的同时，也郑重地宣誓，对此项任务做到绝对保密，不对任何人（包括家人）提起。北京之行，使李竹林心中有数，知道此次任务非同一般。“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有着极其简单而高尚的价值观念，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党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便会义无反顾地到哪里去。”李竹林坚定地说道。

李竹林和刘志民返回兰州筹备建工部直属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九局局长李觉则带着二三十个人匆匆踏上了去青海的路程。

李觉，1914年2月8日出生在山东沂蒙，在他的身上有着山东人的质朴、豪爽和坦荡。他6岁开始读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等典籍。天资聪明的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从小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李觉，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与当时的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李觉远离家乡，做出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次，也是重要的一次选择——参加红军。

这条路，不仅成就了他，也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接见张国华、谭三冠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把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18军。作为西南军区作战处处长的李觉，已经意识到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在听了毛泽东“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以后，李觉深受鼓舞，毅然决然地放弃在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舒适的工作环境，主动请缨，做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进军西藏打先锋！

李觉在西藏一待就是7年，从1950年初进藏到1957年，他没有休过一次假，一直坚守岗位。1956年，李觉在工作中晕倒了几次，一查是心脏出了问题。1957年6月，严重的心脏病已经让他无法再坚持工作，工委和军区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在北京的张国华亲自打电话让他到北京治病。其实，李觉不仅心脏出了问题，由于西藏属于高寒地区，加上条件艰苦，他负过伤的左腿、左胳膊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疼痛，尤其到了冬天，疼痛愈发重了。李觉却不以为意，因为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将士们，哪一个不带战争年代留下的累累伤痕？

听了张国华的话，李觉这才乘刚刚通航不久的飞机，来到了北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觉第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1936年离开北平21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展现在李觉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首都，而等待他的，也是一项全新的任务。

1957年6月，回到北京的李觉住进了协和医院。

有一天，陈赓来医院看望李觉，问道：“李觉，身体怎么样啦？！”

李觉笑着回道：“能吃能喝，没什么事了。”

陈赓笑着说：“好啊，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

听着陈赓的话，李觉奇怪地问：“为什么？”

陈赓只是笑笑，不回答。

过了三天，宋任穷来了，作为三机部的部长，他还兼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要职，他对李觉说：“老李，你的工作已经定了，你到赖传珠同志那里，他会告诉你。”

赖传珠是总干部部副部长。李觉出院后找到赖传珠。看到李觉进来，赖传珠说道：“你来得正好啊，现在是和平时期，准备让你去搞国防事业，到三机部去，具体搞什么，你到了三机部自然会告诉你。”

“八一”建军节过后，李觉到三机部报到。来到宋任穷部长的办公室，宋部长笑着说：“调你来三机部，是党中央的决定，准备让你来搞原子弹。”

听到最后的三个字，李觉心里一震，以为听错了，说道：“部长，您再说一遍，让我搞什么？”

“原子弹！”宋任穷重复道。

“部长，我从未搞过原子弹，我什么都不懂啊。”

听完李觉的话，宋任穷说：“组织大家一起搞嘛，过去熟悉的东西放下来，不熟悉的东西要学习，在工作中学习。”

听完宋任穷的话，李觉说：“好，我服从组织安排。”

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觉经历了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使他逐渐成长起来。他在战场上历经枪林弹雨，接触过无数的手榴弹、炮弹，也用手电筒的灯泡做过电雷管。确切地说，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本质特征和光荣传统哺育了他，教育了他，锻炼了他，也造就了他。因此，对于新的工作和任务，即便一无所知，他也责无旁贷。

当李觉带着二三十人重新回到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的时候，他也带着他的后半生回到了草原。同时，他带过去的还有部里配备的4辆苏制“嘎斯69型”越野吉普车，4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刚刚生产的“解放”牌卡车，以及必备的帐篷、器材和设备。这样的装备，是李觉当初进藏时的装备所无法比的，尤其是4辆苏制吉普车，那可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越野吉普车。

初到高原的一行人，首先被金银滩草原的美丽所震撼，蓝天、白云、雪山、溪流、野花在广袤的草原上铺展开来，让人有一种置身人间仙境的感觉。但不管草原的景色有多美，装备有多好，创业者的路总是充满艰辛和坎坷。首先，氧气在金银滩是一种稀缺资源。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就意味着在大气含氧“生命极限”下工作和生活。金银滩草原处于缺氧地带，氧气浓度仅为正常地区的60%到70%，夜间缺氧尤为严重，血氧饱和度基本在85%至92%，心率110次/分钟左右。在这个地方工作，不能强负荷，工作超过一个小时就会因为缺氧头晕，大脑一片空白，头痛、呕吐、失眠、鼻衄接踵而来。这是金银滩艰苦的自然条件给他们的第一个下马威。

但自然条件的恶劣挡不住他们工作的热情，强忍着缺氧带来的不适感，李觉一行人选择一片背风向阳的草地，割去茂盛的牧草，搭起了三顶帐篷，从此开始了原子弹研制的艰辛之路……

已经习惯了内地生活的一行人每天承受着超负荷的劳动，身体不同程度地出现头晕、呕吐等常见症状，有的甚至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生活方面，除了帐篷和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原，这里什么都没有。由于气压低，水80℃就开锅，大米总是夹生蒸不熟，营养补充无从谈起。

一行人还没有适应高原缺氧的气候，还没有看清楚秋天的模样，冬天就已经来了，很快青草变黄，并迅速干枯。接踵而至的是暴雪和凛冽如刀的寒风。有时候，一夜的暴风雪就能把支起来的帐篷压塌，第二天起床，他们扫去堵在帐篷门前的雪和帐篷上的雪，重新再支起来。

草原上没有电，遇到大雪天气，工作和生活就越加艰难。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军区的领导来看李觉一行人时，提出让他们搬到西宁住，白天在金银滩工作的建议。薛克明对李觉说：“既然来到了草原，也当一回牧民，过过游牧人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李觉婉言谢绝了薛克明的好意：“这样会影响工作。我们住的是地质队的加厚帐篷，里面有一层棉絮，外面是不透风的帆布。帐篷杆是铁的，大雪压不倒，烧的是煤，一天到晚都可以把火烧得旺旺的。”

李觉指着帐篷和帐篷里的炉灶又说道：“这条件比我在西藏时强多了，那时连张司令员、谭政委住的都是挡不住风雪，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帆布帐篷。好多边防战士至今还住在那样的帐篷里，烧牛粪、卧雪饮冰，他们比我们艰苦多了。你看，我现在住的帐篷这么宽敞，还有一张小桌子，比牧户的蒙古包还要好。”没有比较就没有区别，李觉拿眼前的条件和西藏一比，尤其与那些边防战士一比，便觉得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

这就是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老西藏”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李觉不但是这种精神的参与者，还是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就如在李觉八十寿辰的聚会上，“两弹”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举杯向李觉敬酒时所说：“你是中国原子弹研究的第一功臣。”

作为李觉的搭档，也作为221基地最初的组建者之一，吴际霖在核武器研制基地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样被载入史册，他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弹”突破及武器化项目）主要获奖人之一，也是攻破“两弹”研制难关的功勋者，然而，他的经历在坎坷中却多了一些悲伤的色彩。

吴际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从小看多了官场的虚伪和腐败的他立志要走一条不同的路。1937年，他从华西大学化学系毕业，可令他失望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所学的知识却在科技落后的中国几乎无用武之地。为了国家的兴亡，他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政部开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决心上前线抗日。训练结束后，他被派到山西前线，为国民党部队讲防化常识，这一去，离别自己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竟十几年之久。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污浊的现实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就在他痛苦、徘徊的时候，有幸遇到了在同一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寒秋。通过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他重燃希望。1940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吴际霖在王寒秋的帮助下，带着机密资料，逃离了国民党军队，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开始用自己的知识为八路军进行弹药实验工作。

吴际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干部，是忠心于党的知识分子。抗战结束后，他负责补充部队弹药和修理军械的任务。1948年，吴际霖转赴渤海地区负责军工生产，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战斗中，他也付出了诸多心血。

吴际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太瘦弱，中等的身材，单薄的身子，一副与脸型极不相称的厚边框近视眼镜是他素描画的主体结构。然而，在他儒雅单薄的外表下，却具备领导人的胸襟和魄力、细腻和执着。杰出的军工管理才能，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严肃且和蔼的待人方式，让接触过他的人不但记住了他，而且他所表达出来的精神内涵一直影响着很多人。

1958年1月8日，吴际霖走马上任九局副局长。1958年1月21日，他在西苑大旅社几间租用的办公室里，用13天的时间，拟订了《九局1958年工作纲要第一季度工作计划》：基建方面，选址，勘察设计，筹备机构，施工准备，解决协作；科研方面，组织科研小组，准备研究条件，调集培训技术力量。

在与苏联方面签订《221基地工程项目初步设计任务书》和《221基地工程项目设计工作分工明细表》的同时，二机部成立了由吴际霖负责，郭英会、设计院总工程师何广乾以及苏方5位专家等11人组成的选址委员会。

根据部领导提出的选址指示精神，选厂委员会先在地图上圈定了甘肃、青海等八个地区的数个地区，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并对部分地区进行了勘察。之后，吴际霖便召集选厂委员会成员召开会议，经过大家的分析研究，初选出甘肃省酒泉县、武威县，山西省朔县，陕西省褒城县和内蒙古大奈太五个地区。然而，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委员会成员发现五个地区有的地方地下蕴藏工业生产需要的矿产资源，有的地质条件差，有的铁路经过拟建厂区，不利于保密，有的就近没有铁路干线，交通不便，有的距离国境线太近，对工厂保卫不利。这些地区都不符合建厂条件。而对于有些委员看好的四川绵阳地区，则因为地形复杂、用地面积不够、地震级别高、给水有困难、湿度过大、居民点过密等不符合建厂条件，也未做进一步勘察。

选址一时进入僵局，对于吴际霖来说，几个选址地点被否定，意味着一切工作要重新开始。但时间不等人，美国人紧紧相逼的核威胁愈演愈烈，为了下一步工作的顺利进行，吴际霖率领选厂委员会来到甘肃张掖县，平坦的场地、良好的地质状况和气候条件、地震烈度不超过7度、具备修建铁路专用线和公路的条件、远离国境线、地处内地深后方等，都符合建厂的基本要求。在选厂委员会专家达成一致意见后，吴际霖打算对这个地方进行重点勘察。

当时交通极为不便，而此次选址又要做到严格保密，因此为勘察地形增加了很多难度。经过千辛万苦的勘察、走访、查阅资料、绘制项目布置示意图等，最后占地300平方公里、地势平坦的西洞堡地区进入选厂委员会一行人的视野。

选址位置的确定让吴际霖松了一口气。一行人离开张掖来到兰州市，住进省委招待所，并向甘肃省委汇报选址情况。在甘肃省委招待的便宴上，青海省委书记高峰也在座。面对选厂委员会对选址情况的讨论，高峰插话道：“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比你们所说的西洞堡更合适，那就是我们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地广人稀，条件很不错的。建议你们到那里去勘察一下。”

听完高峰的话，吴际霖一行人陪同苏联专家组很快就来到了青海省海晏县，实地考察了金银滩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

四五月的草原依然沉睡着，还没有苏醒，但几个人还是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春天还没有探出头，阳光却温暖地照着这片草原。一片枯黄的草原延伸到远处，覆盖白雪的山顶如同一位戴着白色帽子的慈祥老人……位于海晏县西北5公里山谷间的金银滩，西南方与同宝山相连，北面是祁连山支脉，麻匹河常年有水。总面积达781平方公里的河谷地带，正符合221基地选址条件。

吴际霖召集选厂委员会开会，对金银滩和西洞堡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比较。在水储量、地震烈度、年降雨量、夹沙风暴、征地移民、地域面积等诸方面，金银滩都优于西洞堡。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海晏县地处高寒地带，平均海拔3200米，气候温差最大到56.6摄氏度。但这一障碍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于金银滩的认可。

1958年5月31日，吴际霖等人向上级部门汇报选址情况，一致认为海晏地区较好，经选址材料技术审查委会议审查后，吴际霖向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汇报，部领导当即同意选址委员会的建议，最后向部党组推荐青海方案，宋任穷部长、刘杰部长等听取了吴际霖、安德列耶夫的汇报，并就几个重大问题专门安排调查、落实。6月，刘伟主持召开审定选址报告会议，会议召开了几天，经过多方讨论、论证、建议，221基地定于海晏地区，并报中央批准。

7月15日，221基地收到了基地定点海晏县的绝密电报。

从此，吴际霖的命运与青海的金银滩紧紧相连。

从此，在李觉、吴际霖等人的带领下，221基地的建设拉开了序幕。

从此，沉寂了百年的金银滩草原开始沸腾。

从此，这片土地将以非凡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画卷中。

摘自《誓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