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下）

文/古岳

次日凌晨——我采访本记录的时间是1994年1月28日，我和我的同事准时在青海日报社家属院门口等候。腊月的凌晨4点多，天还黑着，离天亮还有两三个小时。街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不远处，长江路与七一路十字路口的一盏路灯下，一个早起的清洁工已经在清扫马路，一股灰尘在灯光下升腾，像烟雾。

等了一会儿，一辆黑色的尼桑越野车准时开到我们身边停住，车前的大灯还亮着，在昏暗路灯下的马路一侧照射出长长一道白光。车里面有没有人也看不清，彼此都不问，我们看了下车牌号，直接打开车门上去，坐好，车就开了。那道长长的白光伸向远方，我们追着那道白光，驶出了还在夜色中的西宁。

这时，坐在副驾上的人才自我介绍说，他是史国枢，时任玉树州委书记。记得出西宁、黎明来临之前，我们没说过别的话。因为起太早，上车之后，几个人又眯了一会儿。是一阵剧烈的颠簸把我们颠醒的，一醒来，我跟贺棣葆相互看了一眼，彼此问道：“到哪儿了？”然后又往车窗外望了望，像是已经过了湟源。

那时候，西宁往玉树的路大多还是沙土路，很不好走。司机因为常走这条路，路况熟悉，好像什么地方有个小坑、有块石头他都了如指掌，车开得飞快，一般的凹凸不平处也不减速，上坡还好，下坡时，受到强烈颠簸，车就会跳起来。

我们从后座上不时地被弹起来，头会不停地碰到车顶和车门。我坐在后排右侧，头顶和靠太阳穴的地方好像被碰出了两个大包。中途也没停，午饭是在车上吃的干粮——白饼加咸菜和牛肉，就自带的茶水。即使这样，9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十八九个小时，才抵达玉树州府结古。

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那会儿，西宁发往玉树的班车单程要走三天，在河卡住一晚，到玛多花石峡再住一晚。这条路，此前我已经走过一两次，而史国枢他们经常走。

漫漫长路，正好可以说话。一路上，史国枢一直在讲我们要去采访的这个人。他说了好几遍这个人的名字，我们还没有完全记住。史国枢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名字有点长，不懂藏语，或对藏族人名不熟悉，一时半会儿是记不住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贺棣葆问：“哎，书记，这个索南……噢对了，是桑杰……他是怎么死的？具体情况调查清楚了吗？”

“看，还是没记住吧，不是索南，不是桑杰，也不是桑杰索南，是杰桑·索南达杰……”

经史国枢的讲述，才知道我们要去采访的杰桑·索南达杰也经常走这条路。他到那个新成立的单位任职一年多时间，只要车里还有汽油，因为没有司机，便自己开着那辆北京吉普，穿梭于治多—结古—西宁—格尔木—可可西里的路上，有很多次一连好几天白天黑夜都是在车上度过的。

史国枢接着说：“因为通讯不方便，好好联系不上，详细情况我们也不是太清楚。目前只知道，他已经死了——也是昨天下午才得到确切消息的，说是与盗猎分子发生枪战时被乱枪打死的。”车又猛烈颠簸了一下，我左侧脑门儿狠狠地撞在车门框上，头里“嗡”的一声，太阳穴以上部位火辣辣地疼。

“盗猎分子乱枪打死的！这都啥年月了？这得有多少杆枪呀？难道就没有国法了吗？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多。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讨生活，青海东部及周边地区大批贫困农民不断涌入青藏高原腹地淘金，一波一波的采金狂潮曾席卷可可西里旷野。这事我知道，也知道可可西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几乎没有人居住，号称“无人区”“生命禁区”。可可西里有藏羊种群分布的事，也有所耳闻，可有人大肆盗猎藏羚羊的事，此前还真没听到过。

1992年5月6日至8日，我曾沿青藏公路采访，到过青藏兵站部在沿线的所有兵站，公路一侧就是可可西里，一连好几天，我一只藏羚羊都没看到过。根据史国枢讲到的时间节点，两个月之后，1992年7月索南达杰就到了可可西里。

没想到，盗猎分子竟如此猖獗，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我问史国枢：“我们能去他牺牲的那个地方吗？”

“你们要是想去，我让州委安排，尽可能让你们进去看看……”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快过年了，到了以后再看，是否真有进去的必要。州县上大部分人都已放假回去过年了，留下值班的没几个人，车况、路况都不太好……要是工作需要，必须进去，我们一定想办法让你们进去看看。”

我赶紧接过话说：“当然得进去看看，他死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我们怎么写报道啊？”说这话时，我好像担心他会反悔，收回刚才的话。贺棣葆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也说：“能进就进去看看啊。”表示他也赞成去现场。

史国枢是青海湟中人，一口地道的青海方言，我就跟他说青海话。

从西宁讲到玉树，史国枢一直在讲述我们这个采访对象的事，事无巨细。当时，我还想，一个州委书记对自己的一个下属能熟悉到这个程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史国枢一路不停地讲，我们一路细细地听。快到玉树州府结古时，我们对这个人的事迹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名字也记住了——杰桑·索南达杰，再也不会忘。

那时候没有录音笔，必要时用装磁带的录音机，我没用过——车上也不方便记录。过去20多年，史国枢所谈到的很多事情、很多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一些梗概也是后来补记的。

从史国枢的讲述，我们得知，这个叫杰桑·索南达杰的人，曾当过人民教师、县文教局副局长、乡党委书记、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最后，为保护藏羚羊死在了可可西里……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索加乡当书记，还跟他一起去了一趟索加……从那之后一直有工作上的联系。”史国枢说，他身材高大健壮，有勇有谋，是一个勇敢担当、敢闯敢干的硬汉子，也是一个疾恶如仇、性格倔强、脾气暴躁的人。

有好几次，谈起一些事情时，史国枢会突然停住，沉默半晌，不说一个字，神情凝重。感觉他也在一边回忆一边讲述，讲着讲着，可能有一些现场情景浮现眼前，心里有点乱，不免感伤，就停下，细细回忆和分辨，生怕遗漏了什么重要细节……

史国枢说，他也是刚从玉树回来，显然是回家过年的。我能感觉到，他对索南达杰的牺牲非常震惊，也非常重视。要不，他也不会在腊月年根专程从西宁再赶回玉树，去处理这件事。

那个时候，一到腊月，青海玉树、果洛等几个藏族自治州除了留在单位值班的个别人，大部分干部早早回家过年了。如果没有雪灾什么的突发事件，不过了正月十五，是不会回去上班的。

我就说：“千里迢迢，你能专程赶回去处理他的后事，对他也是个安慰！”这不是客套话。

“不回去不行啊！一、这是我分内之事，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也有责任；二、省委很重视，尹书记（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昨天亲自打电话叮嘱，要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这件事，要把他当成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重大典型，好好宣传学习，你俩就是来完成这个宣传任务的，你俩的担子也不轻啊……”史国枢说。

我跟贺棣葆这才知道，这任务不是报社安排的，更不是我们记者部的安排，而是省委书记的安排，他安排玉树州委和青海日报社，安排记者是青海日报的事。

第二天往治多的路也不好走，200多公里路走了大半天。史国枢没去治多，我们是搭乘玉树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马占魁的顺车去治多的，他代表州委、州政府先去处理眼前的事。

马占魁是土生土长的玉树人，曾任治多县县长、县委书记，离开治多时间不长，在州政府分管农牧业工作，与我们的采访对象多有接触，在车上他又继续给我们讲他的故事。

在前往玉树、治多的路上，我对自己说，你这是去寻找曾经活着的这个人。他已经不在了，你要到哪里寻找?能找得到吗？说心里话，我并不知道。

抵达治多县城时，因为年关临近，外地在治多工作和生活的人都已经回家过年了，剩下的大都是当地人，原本也在等着过年。说是县城，也就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街道，两旁散落着几小片不成规模的破旧瓦房。

可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了索南达杰的死讯。街上见不到几个人，也看不到一点节日的气氛。走在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听不见笑声，也听不见大声说话的声音。

整个治多草原的父老乡亲都在等一个人。

等他回来和他回来之后的几天里，我们一直在一个固定的会议室里，听很多人不停地讲述他的故事，回忆他的一生一世。会议室在一排旧瓦房尽头，四面都透着阴冷，牛粪炉火旺的时候还好，有时忘了添加牛粪，火下去了，要是有谁进出门没有关严、像毡子一样的厚门帘没有拉好，一股冷风吹进来，裹着皮大衣都会打寒战。

从1月29日下午到2月4日，一个星期的时间，白天黑夜，我都在他的故事里，没有出来过。轮番到那个会议室给我们讲述这个人生前故事的人，大多是他不同时期的同事、同学、学生、亲戚和朋友……还有一些知情人已回家过年，不在县上了。

采访主要集中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天黑以前进行。时间宝贵，上午说完话，中午吃点饭，来不及休息，又赶紧到那会议室说话。夜晚的治多县城漆黑一片，有条件的单位才用柴油机发电照明，整个县城没几盏路灯，出门得拿着手电筒。

每天一大早，我们都提前几分钟走到那个固定的会议室里坐下，而后，静静地等待他们——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向这里。

有一两个人进来，一坐下，我们就开始说话，每个人说完，便可以离开，也可以继续坐在那里，等想起什么了，再继续说。这样，会议室里总有很多人跟我们讲述索南达杰的故事，但却不是同一拨人。我发现，一些来得早的人说完了，还留在那里，感觉他们也想听到更多的故事。

当老师时，他救助过许多贫困的学生 ; 遭遇雪灾时，他踏着厚雪去救助过孤寡老人；在可可西里，他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为了群众的利益，他宁肯得罪上级领导；与盗猎分子发生激烈冲突后，他又设法抢救向自己开枪的伤员，最后，自己竟然死在了盗猎者的枪下……

那些天，我们费尽心思苦苦寻找，只找到了一张照片，是一张他在可可西里的工作照。据才仁说，是从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找到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相貌。照片上的人在画面左下方，是个侧影，戴着一顶礼帽，微微仰着头站在旷野上，高举一只手，指着前方。在辽阔天空和无边旷野的衬托下，身材魁梧、英俊潇洒。人像画面不够清晰，面部只看到一个轮廓，眼睛和表情看不大清楚。我去过他办公室，有点凌乱，文件柜里还有几份文件，地板上也散落着一些纸片什么的。给我们打开办公室门的人说，家里人刚整理完遗物，还没来得及收拾。

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张索南达杰的照片。

我和同事贺棣葆刚到寒冷的治多县城，听所遇见的每个人给我们讲述杰桑·索南达杰的故事时，他还在可可西里，在回家的路上，具体位置不详，只知道那里更加寒冷。

索南达杰一行7人，是1月8日夜里11点45分从格尔木出发前往可可西里的，出格尔木市区，已经是9日凌晨了。

出发前他从格尔木给妻子才仁发的那封电报上写着：“1月9日离格赴可。索。”电报上没有归期。过几天就要过大年了，一家人都等着他回来过年。那几年，他几乎每年都是踏着年三十的夜色走进家门的。

可是，他再也没回来。

那是1994年，从1月8日深夜至20日，整整12天的时间里，索南达杰一行进入可可西里之后，再无任何消息。

20日上午，县委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是西部工委秘书哈希·扎西多杰（扎多）从格尔木市发来的电报。从西部工委成立那天，他就一直跟在索南达杰身边，从未分开过。扎多在电报里说，索南达杰一行在可可西里接连遭遇盗猎团伙，已抓获嫌疑人十几人，收缴作案车辆和枪支若干，以及大量子弹和大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皮张……请示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县委书记陈德杰正好在省委党校学习，县委副书记、县长罗松仁青在家主持工作。一收到电报，县委办的同志就拿着电报去向他报告。罗松仁青盯着电报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一边骂道：“这些盗猎者也太嚣张了，就得狠狠地打击！”接着，抖了抖手中的电报说：“这是一封捷报，没什么可着急的。时刻留意前方动向，一有消息立刻报告！”并叮嘱副县长才仁公保密切关注此事，随时准备接应！

才仁公保一边答应，一边又宽慰道：“不会有事的。他（指索南达杰）有两个脑袋，别人能想到的他都会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他也能想到。”话虽如此，才仁公保却丝毫不敢大意，他即刻从县委组织部临时抽调了一个年轻干部到机要科，白天黑夜守在一部电话机旁，让他密切注意无线电台传来的任何消息。这个年轻人就是文扎。

20 日下午再无任何消息，20 日一夜还是没有消息，21日上午仍无动静。按理说，索南达杰一行应该押解那群盗猎者已经走出可可西里了，不会没有消息。这事蹊跷。不能再等了，罗松仁青和才仁公保决定，迅速组织接应和救援。

22 日一早，还将案情上报玉树州公安局和省公安厅。

省州县公安系统和武警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当天夜里，治多县及邻近的曲麻莱县和格尔木市组织的三个救援队奔赴可可西里，去救援索南达杰一行。

经再三斟酌，三支救援队的会合地点选在五道梁，这里是进出可可西里最重要的通道口。治多救援队一行14人分乘三辆车——其中一辆是卡车，两辆吉普，23日凌晨1点30分从治多县城出发，经曲麻河前往可可西里。23日晚8点前赶到五道梁，与曲麻莱和格尔木救援队会合。

他们赶到时，由六名武警和四名公安干警组成的格尔木救援队已经先期抵达，去格尔木护送伤员的扎西多杰（扎多）他们也随救援队返回到那里。晚8点，由九名武警、公安干警和一名医生组成的曲麻莱救援队也准时赶到五道梁会合点。

三支救援队当晚在五道梁待命，商量下一步的救援计划。

24日，救援队接到玉树州救援指挥部命令：曲麻莱救援队原地设卡，拦截有可能潜逃的嫌犯和可疑人员；其余两支救援队合成一队，下午2点30分，从五道梁进入可可西里，昼夜兼程，一路向西北莽原挺进。扎多担任救援向导。

这个季节，可可西里无边的山野已经冻结成一块巨大的冰块，严实地扣在无边无际的莽原上。救援车队从上面驶过，如果不仔细察看，很多地方竟然看不出丝毫痕迹。这也是开展反盗猎行动时经常陷入困境的原因。

分明已经发现盗猎者的行踪，走着走着却不知去向，所有的踪迹会从眼前诡异地消失。有时候，走很远了，盗猎者的踪迹会再次出现；有时候，搜寻好几天，那踪迹却再也不会出现——好像它突然就从眼前消失了，无影无踪。

摘自《杰桑·索南达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