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和盐（三）

文/古岳

那是他在索加草原上做的一个梦，离开索加之后，他就带着它径直走向可可西里，一心想着在那无边的旷野上把它变成现实。而残酷的现实像一场风暴，将他的梦撕碎在那青色山梁的背后，正在变成海市蜃楼乃至一个噩梦。

最后一次进可可西里之前，他还专门去了一趟西宁，是去跟省黄金公司接洽黄金资源开发事宜的。据说开发项目的磋商已有实质性进展，如果没有后来突然发生的不幸，或许真有一家黄金公司在可可西里投入开发生产也未可知。

他还活着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大时代。

索南达杰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人物，他感受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贫穷的中国。

他牺牲前，土地承包到户已有十几个年头，草原承包到户也已经十年了。农村牧区能吃饱肚子的人也越来越多，却仍有大量农牧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80年代全国农牧民贫困线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200元，1990年代初增加到300元。标准提高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量却并没有减少。青海农牧区贫困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东部农业区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更高。发家致富的欲望在很多饱受贫困折磨的人心里肆意膨胀，猖獗横行于可可西里的那些淘金者和盗猎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听上去，可可西里不像是无人区，倒像个土匪窝。

一次次走进这样一片土地时，索南达杰有过怎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一定是索南达杰，而不是别人？

索南达杰前后12次进入可可西里，纵深跋涉，行程达6万公里。如果加上死后的11天，他在可可西里的时间恰好是365天，整整一年，一天也不少。

从西部工委成立到他牺牲不到一年半时间，他几乎都在可可西里，每次在里面的平均时间超过29天，最后一次只有11天。除了第一次，最后这一次，也是时间最短的一次。

第一次时间不长，走得也不远。最后一次时间虽短，走得却最远。以致进去之后，他再也没能回来，是一次真正的远行。

西部工委成立时，文件上写得很清楚，第二年他们就与县财政“断奶”，实现自收自支，第三年开始给县财政创造收入，并逐年递增。这不仅是县委县政府和全县父老乡亲的期望，也可以说是他立下的一个军令状。还没踏上可可西里，他已对这片土地满怀憧憬，好像那里遍地是黄金。

扎多说，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时，索南达杰带着一本《工业矿产手册》，一有时间就翻开读。可能扎多的记忆有误，我曾百度搜寻，并未找到这样一本书，找到书名比较接近的两本书分别是《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册》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手册》。总之，从扎多反复回忆讲述的情况看，索南达杰的确有这样一本书，而且一直随身携带，稍有闲暇都会翻开了读。

索南达杰对扎多说：“不学习，就真成一头野牦牛了。”我27年前的采访本上有这样的记录——采访本上记录的很多情节，扎多后来又讲过很多次。

听得次数太多了，几经转化，似乎已经成了我自己的记忆，像是我并不是一个记录者，而是一个亲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以补充完善的记忆，在重新翻开的采访本上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着落，彼此相互辨认，相互印证。历史辨认未来，未来印证历史。

那时候，从治多无法直接进入可可西里，绕道曲麻河的路也十分难走。一般都会走治多—结古—西宁—格尔木—可可西里这条路。选这条路还有一个目的，他可以顺道去州上、省上的一些部门反映他们遇到的困难，希望能多得到一些支持。在格尔木还可以补充野外生活的给养。

在西宁，他们不敢住像样的宾馆，几个人找了一家很简陋的旅社，住一晚每人才要5元。晚上，几个人走在西宁街头，望着一片片灯火辉煌的高楼，索南达杰豪情万丈，说以后我们在可可西里也盖很多房子，里面再拉上电灯，那样工作就方便了。那片号称“无人区”的广袤土地，有无尽的宝藏正等待他们去开发。

第一次，索南达杰一行刚一踏上可可西里的土地，还没见到宝藏，先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车印——拖拉机和汽车的车辙，好像到处都是路。“怎么会有这么多车印呢？这得有多少车辆啊？”扎多小声嘀咕。

索南达杰也注意到了那些车印，他先是反问了一声：“知道这些路和车印是怎么来的吗？”可能意识到身边没人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才又自己说出一个令大伙半信半疑的答案：“都是拉金子的车压出来的，可以想象他们从可可西里拉出去了多少金子啊！”

再往里面走不远，沿途有许多野生动物的遗骸和尸体，野牦牛和黄羊什么的只剩骨架了，藏羚羊尸体骨肉完好，只是已经被剥了皮。越往里面走，所看到被猎杀的野生动物越多，惨不忍睹。

第一次进可可西里，原以为会发现一座金山，但他们没见到金子，更没看到金山。除了这血淋淋的猎杀现场，他们一无所获。这样说也不确切，他们的确发现了一些与金子有关的线索或现场，也发现了很多淘金者留下的踪迹。那是被挖开的河床和草原，一片接一片密密麻麻的矿坑，还有淘金者撤走以后扔在原地的帐篷和淘金工具，有些还有人驻守。那也是惨不忍睹的现场，但凡走近，都透着戾气和杀气。

他们赤手空拳，除了索南达杰带在身边的那本书，没有什么东西能跟金子扯上关系。虽然，索南达杰对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和严峻现实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眼见的一切还是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象的程度。

此次可可西里之行，深深地触动了索南达杰，也刺痛了他的心。现实比想象和梦想严酷百倍。他感到无比愤怒——也许还有沮丧和焦虑。

原本要对可可西里进行细细勘察，但迎面而来的惨烈和苦难让他做出了一个尽快赶回州上的决定。从可可西里一回来，西部工委就买了一辆北京吉普。车一到西宁，因为没有专门的司机，索南达杰自己开着车赶忙往玉树州上赶。他要向州委汇报在可可西里看到的情况，得尽快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那个时候“环保”这个词已经频繁地出现在很多政策性文件里，但全社会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玉树也一样。州委书记史国枢对索南达杰的这个举动大为不解，甚至很恼火，你当初建议成立西部工委是要开发那里的矿产资源，西部工委成立了，几个开发公司也成立了，可是什么矿产都没开发出来，一个产品都没见着，你又要成立一些什么“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和“高山草场保护办公室”，尽是瞎折腾。你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别全搞些空架子？

索南达杰自己也说不出更多为什么要保护的大道理，但丧心病狂、无节制的杀生就是罪过，这道理他从小就懂得。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不仅给他讲这样的道理，也讲祖先从猎人演变成牧人之后，怎样禁止杀生的故事。

发展还是保护？生存还是毁灭？他陷入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中，像是生了一场大病。在可可西里看到的一切再次教育了他，祖先们的故事与他所面对的杀戮形成鲜明对照。一种意识就这样被唤醒，完成了一次从认知到行动的转换，一个保护可可西里的构想在索南达杰脑海中开始酝酿成形。

索南达杰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动不动就发火，脾气越来越暴躁，一些行为匪夷所思。扎多说：“有时候，他变得我都有点不认识了。”

一天，一群人去草原上郊游，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去了，索南达杰也在。那时候，每年一到夏天都会有这样的活动，高原的夏天迷人而短暂，一些单位和部门就利用节假日到附近草原上扎顶帐篷，野炊聚餐，散心休息。大家正高兴的时候，他让司机去打了一只旱獭在锅里煮了，然后大声叫喊：“大家都快来吃旱獭了。”杀旱獭、吃旱獭肉是当地的一大忌，在当地人看来，这样的行为比犯罪还让人痛恨，做这事的人却是索南达杰！

听说此事，扎多很伤心，也很生气。去提醒索南达杰别太过分，没想到索南达杰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过来质问扎多：“那又怎样？”

扎多当时真想揍他一顿，过了好久才从愤怒中缓过劲来，冷静下来一想，索南达杰肯定是心中的愤怒无法排遣才这样的，他一定比谁都痛苦。这样一想，扎多又觉得索南达杰太可怜了，心疼起来。

他何以陷入巨大的痛苦？一定与自己所面临的困境有关，也不全是。他已经开始怀疑成立西部工委的初衷——这段时间，目睹的严酷现实告诉他，可可西里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开发的问题，而是怎样尽快去保护的问题！

几千年来，黄金和盐一直在那里，所有的矿产资源也一直在那里，为什么没去开发？人们不是不知道黄金和盐的珍贵，而是懂得它的存在更加珍贵。它们与人类一样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只要大自然无恙，人类就能持续繁衍生息，大自然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危及生命万物。

为什么青藏高原世居民族一直对生灵万物以及整个大自然满怀虔诚敬畏？为什么要让敬畏自然成为社会风尚乃至民族文化的传统习俗？因为是大自然养育了所有的生命，因而谦卑。在他们心里，一个人的生命并不比脚下的一只蝼蚁更高贵。因而将山川万物奉若神明，心存无限感恩，从不敢肆意妄为。他们不仅保护藏羚羊、野牦牛、棕熊和雪豹，也保护蚂蚁、蜘蛛和蝴蝶以及蚜虫、蠕虫等所有的生命。

一种文化基因的血脉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并得以自觉遵循和世代传承。如果这是血脉，索南达杰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同样的血。他曾一度以为，藏民族世代坚守的那些传统文化过于保守，阻碍了民族的发展，回过头去看，正是这样的文化积淀，才守住了大好河山，没让它遭到破坏。

放眼地球，很多地方早已出现的生态失衡也开始向青藏高原逼近。生态危机早已成为地球和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现当代世界许多杰出的思想者对此都做过深刻反思。

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自传《大自然的猎人》中写道：“既然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一步步参与了数百万年的生物进化，我们人类的生态环境、生理状况，乃至心灵状态，都和地球上其他生物密不可分。”

威尔逊以“大自然的猎人”自诩，也许是在强调作为博物学家的“猎人”与普通猎人或盗猎者有本质的区别。他一生行猎，目标猎物大多是分布世界各地的蚂蚁稀有种。他从北美专程飞往澳大利亚或南太平洋某岛国，就是想亲手逮住这样一只蚂蚁，将它收入瓶中，带回去研究。

在生命的意义上，一只蚂蚁或别的一只什么虫子与一只藏羚羊、野牦牛等大型陆生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甚至更为古老，生命的繁衍也更为久远。

爱德华·威尔逊继续写道：“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依然相信地球资源丰饶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才经过一个世代的开发，人类就已经将野外世界破坏到足以威胁自然资源的程度，生态系统和物种目前正以6500 万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消失！”

扎多断言，索南达杰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他心有不甘，还自以为是——至少曾经是——还要去开发那些祖先们守护了几千年的宝藏。如果他的那些开发计划得以实施，他与那些乱采滥挖的人有什么区别？他能不矛盾和痛苦吗？

在跟我反复讲述这段时间索南达杰身上的异常变化时，扎多不像是在讲述自己经历的一段往事，而像是在替索南达杰说出他内心的挣扎和困惑。

“他能停下来吗？说成立西部工委想开发可可西里矿产资源的设想纯属扯淡，他不想干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时候，即使他撂挑子不干了，也会有人去干。且不说，以他的性格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真要是那样，可可西里就不会遭到破坏吗？说不定，情况会更加糟糕，不可控制，那是他更不想看到的结果。”扎多告诉我，这也是索南达杰跟他反复讲过的话。

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刚刚成立不久的西部工委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一刻也不能耽搁。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怎样去开发才不至于遭到太大的破坏。

“这能做到吗？无论怎样开发，你都得在大地上挖开一个巨大的口子，那是一个伤口，很难愈合——而在可可西里那样生态极度脆弱的地方，这个伤口将永远无法愈合。此时的索南达杰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当初他为开发可可西里自然资源精心绘制的那个宏伟蓝图，正在演变成一场噩梦！”扎多自问自答。

摘自《杰桑·索南达杰》